看看方才，申时行和王锡爵为了洗清他们自己不曾在乡试中联通舞弊的嫌疑，随手一个调度，就在覆试前将礼部尚书的位置“虚悬”了起来，他们为何从来没想到过像历史上的英国一样，用内阁和议会去取代君主？

他们总是在这些虚空的圣人之言里打转，一个个似乎都当真坚信孔孟之道，难道就从来没有对他们笃信不移的君臣之道产生过哪怕一丝的怀疑吗？

朱翊钧的两手拇指指甲尖儿在袖子里互相顶了起来，他觉得自己一定是得试一试启蒙民主这件事了，他这人就是这么喜欢为他人着想，连看到别人有愚弄自己的嫌疑都不忍心，

“非是为从此二者之中命题。”

朱翊钧的拇指开始在袖中互戳，

“朕知为人君者，必尽知天下之害，而后能尽知天下之利，汉高祖尝言，‘今某之业所就孰与仲多’，其逐利之情，不觉溢于言表。”

“自古汉家为君父者，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帝王，帝王又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

“以帝王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受享无穷，始而惭，久而安，岂非反为天下之大害？”

“设若‘天下无君’，则人各得自私，人各得自利，岂非利之于天下，为今朝贡士之所求者？”

朱翊钧说罢这一番话，自己也觉得有一点儿心虚，他想这一段话大约是要上史书了，不知道这个时空的后世学者往后翻到这一段话会怎么评价自己。

又想，这辅臣一会儿要是又跪下了，自己该怎么办？这说出去的话再收回来，岂不是反而显得反复无常，并非是真心赞成“天下无君”？

就在朱翊钧左思右想之时，许国复开口道，

“皇上，臣该记得，万历十四年丙戌科殿试策问，便是‘无为而治，不赏功而民劝’。”

朱翊钧没料到许国对此言论竟然毫无反应，当真是在与皇帝讨论殿试策问。

他想想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万历十四年的科举试题他也记得，并非是笼统地要考生讨论“无为而治”这一句话在施政中的可能性。

实际上万历十四年的策问讨论的是“无为而治”与“有功不赏，有罪不罚，虽唐虞不能化天下”之间的辩证观点。

这里面的一大陷阱，是这道策问的最后有一句“以昭明圣祖之法而追古帝王之治”。

也就是要求把明初朱元璋的严刑峻法，和上古无为而治的行为结合起来进行议论，还必须做到文意想通，能够自圆其说，和自己现在所提出的“天下无君”完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言论。

朱翊钧内心五味陈杂，他想辅臣也是挺不容易的，连反驳皇帝都是用三年前的殿试策问来反驳的。

还得等皇帝自己想明白了，才回味过来这其实是一种反驳，而不是提醒皇帝接连两次科举的殿试策问出现重复了。

朱翊钧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心底的气势已经比先前弱了一些，他原先以为文臣起码是不会毫不犹豫地立刻就反对“天下无君”这种思想的，至少会流露出一点儿明贬暗褒的意思。

不料现实是许国连这方面的话口都没留，全然就是公事公办，让朱翊钧不禁感到启蒙国民的难度又增大了一些，

“丙戌科所论，乃抑赏罚者为人君致治之具，而非其所以治。”

朱翊钧解释道，

“古者谓有治人无治法，朕以谓有治法而后有治人，三代之法，山泽之利不必其尽取，刑赏之权不疑其旁落，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所谓藏天下于天下，此即为人君其所以治者。”

朱翊钧觉得自己说得足够明白了，法治大于人治，四舍五入就是宪法为一切根本大法嘛。

却不料许国即道，

“臣谓法入策问甚合时宜，听闻我太祖高皇帝用夏变夷，敷政立教，尝谕侍臣曰，‘礼法明，则人志定，则上下安’，又曰，‘制礼立法非难，遵礼守法为难’。”

朱翊钧听了，不禁皱了下眉。

许国引用的这句话其实是来自于《皇明宝训》，单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并不算是引喻失义。

当然朱翊钧知道这句话还有一个背景是出自《明太祖实录》。

朱元璋前脚刚说完这句话，后脚就跟当时的左相国徐达说，“我当年起兵濠梁，见元末主将都是因为不讲礼法，放纵部下暴乱，不懂得驭下之道，才导致早早就自取灭亡的，而我所任命的将帅，都是从前与我同功一体的人，他们臣服归心于我，我即与之定名分、明号令，所以众将士才没有提出异议之人，都听命于我，现在你们为辅相，也要遵守这些道理，千万不要‘谨于始而忽于终’”。

然后当年跟着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就当真“有谨始而无善终”了。

“臣观人君之于国，必有所与立，上之率下为纪纲，则君之所以提挈振举之谓，设若以‘立纲陈纪，移风易俗’为策题，则一禀于礼法，以承皇上是为长久安宁之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