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并不等同于君王。”

李太后摇摇头，道，

“皇上，国与君自古就互为一体，因此隋唐才开科举，才有‘天子门生’。”

“官员们只有效忠于皇上，才会一心为国家考虑。”

朱翊钧道，

“朕想掌海贸，就是在为国家考虑。”

李太后道，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上若想掌海贸，要么学太祖皇帝，下旨‘片板不得下海’，要么学先帝，只让广东、福建开埠，其余一律视为违禁。”

“但倘或皇上既想掌海贸，又不愿断了百姓的生路，那就是在变相地鼓励百姓出海。”

“一旦民间出海成风，百姓必不会再满足于耕稼力田，再者这海外之地，不受我中国所控。”

“万一这出海的百姓也跟那濠镜的佛郎机人一样，在海外张罗起‘自治’、‘选举’，不愿再受中国管辖，那可怎么办呢？”

朱翊钧笑道，

“这老娘娘且放心，我中国地大物博，洋人都要来咱们这儿才能买到好东西。”

“这出海的人本身就是为了赚钱，那佛郎机人搞选举，归根到底也是为了赚钱，哪里有出海的人为了选举，反倒跟赚钱的地方绝交的道理呢？”

李太后道，

“那这些人要为了赚钱，把闽浙粤三省鼓动得和濠镜的佛郎机人一样，也开始要求自治和选举，皇上又该怎么办呢？”

“再说，现在江南漕运的负担本来就重，福建多山少地且不说它，浙江和两广的税收却是重中之重。”

“一旦朝廷鼓励出海，民间必会纷纷响应，转而放弃田土耕种，同商人和洋人沆瀣一气。”

“要没了农税，朝廷光靠商税和关税能经营得下去吗？那辽东九边、西南漠北，不都是花钱的地方？”

“要能经营得下去倒也罢了，万一这一出海，闽浙粤三省的百姓受了洋人挑唆，到头来连商税和关税都不肯交，直接学洋人开始要求在闽浙粤自己选官了，那祖宗的基业不就毁于一旦了吗？”

朱翊钧张了张口，不知道为甚么，忽然就有些心虚，

“……老娘娘说得也太夸张了罢。”

李太后道，

“太祖皇帝当年就是从南方起的兵，蒙古人南征北战，九洲在内，甚么类型的国家他们没掌管过？”

“结果到了中国这儿，东南一出问题，他们不是照样被太祖皇帝赶回草原了吗？”

李太后显然是有备而来，这一通话下来，把朱翊钧这个意图改革的现代人都说得犹豫起来。

如果按照近代西方国家崛起过程中殖民扩张的模式，就必须以皇室为首，在大开海禁的同时实行重商主义政策，发动民间力量去占领各国海路，发展海外殖民市场。

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就会出现如同晚明澳门葡萄牙人那般，为了商业利益而摆脱原有君主国家的控制，实行自治选举的情况。

倘或这种情况蔓延到中国本土——从晚清的历史教训来看有相当大的可能蔓延到本土——那势必会对明廷的集权统治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李太后又叹道，

“倘或为了海贸之利毁了祖宗留下的江山，皇上，我往后到了地下，可是没脸去见祖宗的！”

李太后一面说着，一面就拿过那方熟罗帕子，作势拭起泪来。

李太后这一动，朱翊镠立刻就坐不住了，

“老娘娘怎么好端端地就说起这不吉利的话来了？”

朱翊镠倾身去劝，

“早知道老娘娘会这样，臣方才就不提洋人选举那回事儿了。”

朱翊钧见状，也只好跟着安慰，

“朕知道其中利害，老娘娘一片苦心，朕都一一记下了。”

两兄弟你一言我一语地一通好劝，李太后听了半响，这才慢慢平复了下来。

“其实罢，濠镜的洋人搞选举那事儿，也不能都怪到海贸头上。”

朱翊镠打着圆场道，

“臣听广东那边的人说，万历十年，濠镜的洋人刚开始搞那个自治的议事厅的时候，原来广东布政司是不承认的。”

“后来是当时的两广总督陈瑞收了两个洋人的贿，里应外合之下，才让佛郎机人的自治得逞了。”

朱翊镠看了朱翊钧一眼，又小心翼翼地补充了一句，

“皇上当时应该不知道这事儿。”

万历十年的两广总督陈瑞是深受张居正器重的“张党”成员之一。

朱翊镠这么说，全然是为了替皇帝推卸责任，葡萄牙人在澳门成立自治组织的时候，张居正在朝中正好处于权力顶峰。

而万历十一年，陈瑞被弹劾致仕时，御史给出的罪名又恰好是陈瑞在任上搜括金银、行贿张居正。

因此朱翊镠的逻辑，就是张党罪大恶极，为了个人利益出卖澳门给葡萄牙人，而皇帝是绝对全然无辜不知情的。

朱翊钧笑了笑，却未说张居正如何，只是道，

“洋人那么厉害呢。”

朱翊镠见皇帝并未不快，连忙附和道，

“可不是，臣听闻当时向陈瑞行贿的，一个是濠镜的司法官，一个是耶稣会的洋和尚，两人还都取了个中文名……”

朱翊钧心下一动，打断朱翊镠的话头追问道，

“甚么‘会’的洋和尚？”

朱翊镠一怔，下意识地回道，

“……耶稣会啊。”

朱翊镠见皇帝直直地盯着自己，忙又补充道，

“哦！广东那儿管那些洋和尚叫‘传教士’，他们说是来传教，其实和濠镜的洋人都是一伙儿的！”

朱翊钧的眼睛倏然一亮，

“给朕讲一讲那耶稣会罢。”